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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農人》（花城出版社，魯順民著，2023年9月）這本書里收錄有一篇《1992，我們的藍皮戶口》的文章，作者寫的是1992年，他受父親委托，用12000元給弟弟和弟媳等4人在河曲縣買城鎮(zhèn)戶口的故事。
父親深知城鎮(zhèn)戶口對一個農民的重要性，于是毫不猶豫把積攢了大半輩子的錢拿出來讓他去辦理這件事情。他托熟人，找關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成千上萬瘋狂購買戶口的人當中，把錢交了上去，但沒想到，一是縣政府原來限定一天辦理賣戶口的時間竟綿綿纏纏擴延了半個月之久，后邊的十幾天里連買戶口的人毛都見不到，他們的搶購行為變成了一個帶有諷刺意味的笑話；二是買回來的戶口居然是打入另冊的藍皮戶口。
作者說，這些買到藍皮戶口的人原來擁有的田地被抽走了，但大部分人卻無法安排工作。小城里一下子涌進了一支上萬人的焦躁不安的失業(yè)大軍，處處都充滿了不安定的因素。
政府看到這種情況，只得把原先抽走的土地再還給這些買了戶口的準市民，以此穩(wěn)定他們的情緒。而那些通過各種關系安排了工作的人，也沒過上幾天好日子，就由于縣屬國營企業(yè)的紛紛倒閉而成為下崗工人。
到這時，人們才發(fā)現(xiàn)，這所謂的藍皮戶口不過就是廢紙一張而已。作者最后不無酸楚地調侃：這只不過“是農民一生中眾多閃失中的一次閃失，沒有帶來什么，也不會帶走什么，權當做了一回夢罷了。”
這是一篇讓人讀來心酸又無奈的散文杰作。文章的深刻之處在于，作者揭示了一紙農業(yè)戶口帶給中國農民無時無刻不在的遭受歧視和盤剝的不平等地位的無情現(xiàn)實。
現(xiàn)在30多歲的人都知道，在上個世紀的中國，戶口其實就是一道無形的屏障，把農民和市民截然分開在兩個不同的天地里。
戶口在重要意義上已經不是一個人存在的證明，而是他生存的牌照，是整個中國事實上等級制度的特殊標志。它可以決定一個人的一切，入學、就業(yè)、工作調動、居住變更、人口添減、糧油供應、分家合轍、結婚離異、家庭遷徙，甚至于就醫(yī)、出國就業(yè)，乃至于死亡，等等。
那時的城鎮(zhèn)居民可以享受國家定量供應的糧食，不受任何天災人禍的影響，國家為此每年要拿出200億左右的財政補貼資金。
相反，農民不但得不到任何補貼，還要在政府的指定下，向國家交售低價糧——我們宣傳機構一向稱之為“愛國糧”，而且這種低價糧繳上去之后，常常還要被政府“打白條”，有的地方農民甚至好幾年都拿不到那點血汗錢。
那時的國家對具有城鎮(zhèn)戶口的待業(yè)者會盡量給予充分的就業(yè)機會，對安置城鎮(zhèn)待業(yè)青年還實行減免稅費的政策，為城鎮(zhèn)居民的勞動就業(yè)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但農民卻沒有權力享受這一切。國家嚴格限制農民進城就業(yè)、進工廠做工，除非那些在城鎮(zhèn)招收不上職工的企業(yè)，如重活、臟活和危險性行業(yè)才從農村招收合同工。
那時的城鎮(zhèn)居民生病，國家拿錢給看，幾乎全方位承包，可中國農民生病，只得自己從腰包里往外掏票子。掏不出票子，農民只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死。
那時的城市中小學教育有國家投資，然而農村中小學教育所需大部分資金只能是基層政府按人頭強行向農民攤派。農村，尤其是山區(qū)學校的稀少、落后，以及學費的昂貴，迫使大量的小“農民”不得不早早輟學而匯入到了中國文盲和半文盲大軍中。
那時的戶籍制度明文規(guī)定：如果城鄉(xiāng)男女青年通婚，有一方是農民，另一方不允許進入城市定居，夫妻雙方只能長年累月像牛郎織女一樣隔空遙望、望月相思；如果女方是農民，其所生子女也只能在其母定居的農村申報“農業(yè)戶口”。倘若沒有特殊情況，農民和農民所生的子女只能永遠是農民。世代相襲，永不變更。
“戶口” 一旦成了等級和價值的特殊標識，獎勵“城市戶口”或者注銷“城市戶口”便理所當然地被人們看作是一個人社會地位上下沉浮的象征。
1966年醞釀了數(shù)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爆發(fā)，該年冬，被稱為百分之幾壞分子的近千萬市民就在被“批倒斗臭”后，掃地出門，遣返原籍，以農民的身份進行所謂的勞動改造——事實上這些被遣返的市民是被剝奪人身自由作為異己分子而押送上路的。注銷城市戶口，實際上成了國家一種嚴厲懲罰階級敵人的手段。
農民從某種意義上已被世人當做一種“賤民”的同義語在看待。魯順民對此不無感慨地寫到：
要知道，一個農民戶口糟害過我們多少農民子弟！我們1960年代出生的人，從上小學就受農民戶口之累了。考學的時候，報志愿，有一欄就是填寫你的戶口屬性，我們只能填‘農應’或者‘農往’，不能填報技工學校，技工學校是專為市民戶口的同學準備的。因為是農村戶口，我們沒有被招工的權利，我們在學校里只配在集體勞動的時候積極一些，我們在那些市民戶口女同學不理不弄的眼光中發(fā)育嚴重滯后。
作者記述了兒時在課堂上發(fā)生的一件事情——這成為他后來幾十年來刻骨銘心、揮之不去的恥辱記憶：
我清楚地記得，上小學的時候，老師說：市民同學請舉手！我舉起了手。因為我家住在縣城邊上，根本不知道“市民”和“農民”的區(qū)別，以為住在城邊子上便是市民無疑。不想，老師從隔著四排的教臺上奔馳而下，就像一個嫖客發(fā)現(xiàn)身底下的處女竟然沒有出血，狠狠地打落我舉起的手，說，你家是個什么我不知道？你個爛農民裝甚裝？我那時剛剛9歲，剛剛9歲的我便是一個“爛農民”，這種恥辱一直印在心底里，讓我感到身邊的世界原來是如此的齷齪不堪！
其實，何止一個魯順民有過這種慘痛遭遇？幾乎每一個農民子弟都是在這種歧視的眼光和被人有意或無意侮辱的話語中長大的，他們?yōu)樽约涸诔砷L過程中得不到公平的機會和待遇而倍感無奈和痛苦。不消說，“城市戶口”對每一個渴望過上現(xiàn)代文明生活的中國農民來說，都散發(fā)著一種巨大的誘惑力。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中國戶籍制度是適應自然經濟的封閉格局而產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其當時的指導思想就是要嚴格限制中國農民從身份上變成市民，從空間上遷移到城市。這以1984年國務院批準公安部一個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文件所提出的對戶口的遷移要貫徹兩個“嚴加限制”，即對由農村遷往城市、城鎮(zhèn)的要嚴加控制，對由集鎮(zhèn)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即可窺見一斑。
說白了，中國戶籍制度是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xiàn)其控制社會的目的。一是從縱的方向嚴格控制社會成員身份的變換；二是從橫的方向嚴格控制人口的遷移和流動。
1978年后的改革開放打破了自然經濟的封閉格局，以開放、流動為特征，以競爭的公平機會和公平交換為基本前提的商品經濟，把人、財、物的大流動帶到了整個社會面前。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日益占據(jù)了社會歷史的大舞臺，那些曾經對維持舊秩序起過一定作用的舊觀念、舊規(guī)則，尤其是舊的戶口制度，都因此變得腐朽沒落，變得不合時宜。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存在的也是不合理的。
1984年在日新月異的商品浪潮沖擊下，國務院被迫小心翼翼地在1號文件中提出，允許農民自理口糧、自籌資金進入小城鎮(zhèn)務工經商。雖然這一松動還是以農民和市民的不對等權利作為前提，但這畢竟等于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的一絲縫隙，讓畫地為牢的農民看到了跳出龍門的希望，于是先富了的這部分農民爭先恐后地開始涌進城里……
應該說，在中國戶籍制度眾多條款中，糧食供應制度是其核心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否吃商品糧可以說就是區(qū)分農業(yè)戶口與非農業(yè)戶口的重要標志。
我國從1953年開始對城鎮(zhèn)居民實行糧食定量供應制度，一直延續(xù)數(shù)十年一成不變。隨著時間的推移，糧食價格逐漸偏離了價值，“購銷倒掛”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為了彌補購銷差價，國家不得不實行暗補，僅從1979年到1990年，用于糧油價格的補貼就高達2138億元（見《黃土魂》247頁，李琳、趙躍飛著，中國商業(yè)出版社，1994年6月）。糧食供應制度一方面強化了“城市戶口”的貴重屬性，另一方面，又實際上是從暗中實行了對農民的“盤剝”，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城鄉(xiāng)已有的差距。
1991年，改革開放最早的廣東省為適應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率先全面放開了糧食購銷價格，宣布“糧票”作廢。之后，浙江、山東、江蘇，甚至內陸省份山西等也紛紛效仿。在中國實行了40多年的糧食供應制度開始崩潰。
就在改革開放給中國大部分地區(qū)帶來生機，城市戶口的含金量開始下跌時，遠處安徽省偏遠地區(qū)的來安縣相關領導，卻在為籌集資金搞經濟建設一愁莫展。“黔驢技窮”之際，他們突發(fā)奇想，有那么多的農民渴望變更身份晉身為市民戶口，還不如賣戶口籌資呢。不用投資，沒有風險，百分之百都是利潤，何樂而不為？來安縣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成了中國“第一個吃螃蟹的”縣份——他們公開標價，一個戶口5000元。短短6天時間就售出800個城市戶口，收款接近400萬元。
鄰近的全椒縣聞訊，立刻跟進，兩天時間即辦理“農轉非”713戶，收款356.5萬元。
“賣戶口”當然有悖于所謂的社會主義理論公平原則——這不等于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嗎?來安縣和全椒縣的“荒唐”舉動很快就受到上級的干預，有關部門也開始堂而皇之地查處相關責任人了。兩縣的主要領導受處分，做檢查，籌集到的款項也全部被調走。
但來安縣和全椒縣的這一荒誕做法，卻啟發(fā)了全國其他地區(qū)——原來政府還掌握有這樣一筆巨額隱性資產！于是，在公安部剎住拍賣戶口第一次“歪風”之后不久，山東的德州地區(qū)竟再次祭起買賣戶口的大旗，決定齊河、樂陵、寧津和德州市可以適當?shù)匾允粘墙ㄙM的形式解決部分農民戶口問題：齊河戶口標價5000元；樂陵戶口標價6000元；寧津戶口標價7000元；德州干脆標價12000元。
本地和外地的農民兄弟奔走相告，瘋狂爭購。同前面的幾個地方“買戶口”命運一樣，德州市也很快遭到了上級相關部門的干預，“買賣戶口”半月以后被迫停辦。不同的是，這次沒有再追究領導人的責任，各縣市籌集到的資金也沒有被強行調走。
洪水一旦決堤，口子只會越來越大。于是，山東、浙江、安徽、江蘇，乃至政治觀念極強的內陸省份山西、河南等，也都開始紛紛效仿，到1992年時，全國各地出售戶口的態(tài)勢已是蔚然成風，盛極一時。雖然，1992年5月，公安部再一次明文制止，但那不過是婊子立牌坊的做作而已，各地熟視無睹，依然我行我素。
毫無疑問，農民競相向政府購買戶口是在建國以后不合理的戶籍制度下，農民對自己命運抗爭的一種折射反應，是城鎮(zhèn)戶口把農民和市民之間的不平等推到極致所導致的必然結果。當商品經濟把現(xiàn)行戶籍制度推到死亡邊緣的時候，城鎮(zhèn)戶口顯示了它最后的輝煌。
魯順民先生《1992，我們的藍皮戶口》記述的他去替弟妹們買戶口這件事，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產生的。他用生動的筆觸記錄了一個農民家庭因買戶口問題而帶來的種種喜怒哀樂，讓我們看到了處于底層農民心里的真實感受——那種不公平狀態(tài)下的矛盾、困惑、糾結和無奈。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fā)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前中國時代》入選商務印書館官方發(fā)布的“2023 歷史好書 60 種”榜單。
《元中國時代》入選“2023 百道原創(chuàng)好書榜年榜·人文類 ”，同時在 2023 年 “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好書讀者投票評選”活動中獲得第二名，在“歷史的回響”類別中高居榜首。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自2023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3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wǎng)2023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3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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